经济增长不仅来自创造，也来自破坏

每一次技术飞跃，都伴随着一批企业的衰落和另一批企业的崛起。

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·阿吉翁等在《创造性破坏的力量》一书中，用现代经济学模型和大量数据，系统论证了：正是这种“破坏中创造”的过程，驱动了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腾飞。

作者考察了17个欧洲国家2012年到2016年的人均GDP增长，以及它们的创造性破坏水平（用企业创造率和企业破坏率之间的平均值来衡量），结果发现：创造性破坏水平更高的地区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也更高。

这些研究共同验证了熊彼特的理论：创新和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。

《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》是由戴维·兰德斯、乔尔·莫基尔、威廉·鲍莫尔三位学者联合主持编撰，三人联手跳出各自的研究桎梏，纠集了二十余位学者组成研究团队，以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为观测样本，横跨亚、欧、美、非各大区域，系统梳理不同制度、文化、社会环境下企业家精神的萌生、分化、兴盛与衰落。

从古至今，有三种不同的企业家精神：

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、市场拓展、商业模式革新等创造性行为，这类行为能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、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、创造全新社会财富，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，近代工业革命的爆发与全球经济的现代化转型，本质上就是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持续释放的结果。

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包括寻租套利、权力依附、司法诉讼、资源垄断等行为，这类行为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，只是通过各种手段完成现有利益的再分配，只会固化社会利益格局、挤占创新资源，无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。

破坏性企业家精神以暴力掠夺、非法垄断、战争征伐、恶意兼并等行为为主，不仅不创造价值，还会破坏现有产业体系、摧毁社会生产力、扰乱市场秩序，是导致文明衰落、经济崩塌的重要诱因。

另外，本书通过历史实证证明，产权保护力度、契约执行效率、法治完善程度、市场准入自由度、社会激励结构等制度要素，是决定企业家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。制度环境会形成一套清晰的相对报酬体系，告诉市场主体何种行为能够获得财富、声望与权力，进而引导社会精英的资源与精力投入对应领域。当制度体系对创新创业、产业发展、市场竞争给予正向激励时，社会企业家才能就会向生产性领域汇聚；当制度漏洞较多、产权保护薄弱、权力寻租空间较大时，优质人才就会扎堆投身非生产性、破坏性活动，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格局。

《启蒙经济》试图回答一个问题： 为什么在18世纪下半叶，英国率先突破了制约人类数千年经济增长的种种屏障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持续增长？

答案，既不单纯是地理与资源的幸运，也不只是制度上的优越，更非某种模糊的“文化特质”。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长久以来避之唯恐不及的领域——信念、知识与意识形态。全书开篇即向读者传达一个根本命题：“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，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。”^[2]在莫基尔看来，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与众不同，在于启蒙运动重塑了精英阶层对“进步”的理解——他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系统性地积累和运用“有用知识”，从根本上改善物质生活条件。正是这一信念的转向，让英国经济跨越了传统社会的两大陷阱，一是技术进步无法持续累积的知识瓶颈，二是寻租活动不断侵蚀生产性激励的制度困境。

本书的独特贡献，在于它将工业革命的解释从单一因素的争论中解放出来，建构了一个“信念—知识—制度—增长”的多层传导框架。